【摘要】 康有为1897年在《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中最初使用宪法一词，这表明康有为所使用的宪法一词直接源于日本，并且是从近代意义上理解宪法概念的。
到今天，需要推出一个新的理念条理法。而重大改革涉及到经济、政治、行政、社会、文化等多要素的问题，不仅仅是形式法治问题。
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均欠系统深入，故对此做出系统深入和突出重点的研究并获得深刻认识和创新思路，乃是我国深化改革、加强法治的重大现实课题。有张力就要化解，这个张力也是长期发展的动力。能不能通过搞批发性的立法解释（也即解释性修法）来解决修法矛盾？ 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不能只有良好动机没有预期成效，动机与效果不统一。（5）多元化、多样化、多种依据治理的观念。
[13] 其中，农村现在仍然是很大的问题，虽然随着城镇化进程，农村、农业、农民、农地的数量、面积、人口、比重越来越小，但农村问题非常多，比如留守儿童、留守妇女、无自理能力老年居住农村，许多问题越来越难解决，已经出现空心化现象，农村不稳，城市也稳不了，关于农村振兴法就必须提上议事日程。这里可做进一步分析:深化改革决定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那么依法治国决定以什么为主？笔者认为它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以法治体系建设为基本内容和外观形态。隐私法的功能在于，保护共同体的社会规范或文明规则不被以媒体为代表的机构所吞噬。
传统的隐私侵权中，侵犯隐私权益的主体往往是单一或特定的，侵权过程相对容易辨识。合理信息实践原则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企业或国家在信息收集与使用的过程中是否贯彻了合理性原则。如今，它基本已经消亡。（二）个人信息的财产法保护 保护隐私权益的另一种私法进路，是将个人信息权利化，设想一种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个人信息自决权或财产权。
如同丹尼尔·索洛夫所言，现代社会里，个人隐私权益所面临的威胁具有复杂性、系统性，个人在管理隐私时，往往面临卡夫卡式的困境，很难对伴之而来的相关风险进行分析和判断。例如，有学者指出，英美的隐私侵权法已经停滞不前，在保护个人隐私权益方面捉襟见肘。
在美国隐私法发展之初，沃伦与布兰代斯、普罗斯都没有提及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的法律实践也没有将个人信息作为一种法律权益的客体加以保护。2017年民法总则不但在第110条中确认了自然人享有隐私权，还在第111条专门规定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在第127条中规定了对数据的保护。这种关涉他人信息的交流通常不可能经过当事人的明确同意，特别是当涉及到他人的负面信息时，当事人往往不会同意他人获知自身的信息。[59] 在法律实践中，这种基于场景与共同体的视角已经得到充分体现。
从上述事实出发，我国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当侧重消费者法保护和公法保护的路径。首先，目前我国旨在保护隐私权益的立法非常零散，大多数的法律规范针对的只是特定行业的特定个人信息。在这本奠定现代信息隐私法的经典著作中，威斯丁只在几处蜻蜓点水式地引用了沃伦、布兰代斯的侵权文献，[24]对于普罗斯的侵权法分类，威斯丁根本没有提到。李伟民：《个人信息权性质之辨与立法模式研究——以互联网新型权利为视角》，《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66页以下。
以Facebook隐私政策的解释为例，其篇幅之长甚至超过美国宪法。[58]即便如此，现代社会中隐私与风险的特征也无法改变。
就个人信息公法保护的具体制度而言，我国未来的个人信息立法可以建立一套风险管理制度。人格权保护进路将隐私权益视作人格权的一部分，但很多的信息收集、储存、使用与披露行为并不直接对个人人格或其他相关权益造成侵害。
在这份报告中，美国医疗、教育与福利部将个人信息定义为任何可识别个人的信息，规定这些信息的收集、披露和使用都必须遵循所谓的合理信息实践原则。总的来说，这些法律并不保护个人数据本身，而是意在确保信息收集者在处理个人数据时不损害个人的隐私权益。在这些立法中，欧盟为保护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监管措施，但其都是基于合理信息实践原则对信息的收集、处理、储存和使用进行的过程监管。[33] （三）欧洲其他国家与欧盟的经验 除德国外，欧洲其他国家也采取了消费者法与公法规制进路，为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提供保护。[5]与之相关的两个核心论点也被广泛接受，对我国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64]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隐私权益保护置于共同体或某种关系网中加以思考，并结合具体场景，判断侵犯隐私权益的情形是否存在。
侵权法学者威廉姆·普罗斯归纳的美国司法实践中四种隐私侵权，[7]亦被国内研究者广泛提及。这种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进路可能面临隐私权益保护过度与保护不足的双重问题。
二、域外经验的重新解读 关于域外隐私权益保护经历了从私法上的隐私权到私法上的个人信息权转变的观点，其实属于对域外经验的误读，经不起深入的推敲。[49]对于个人信息财产权的主张者而言，这一结论看上去是违反逻辑和直觉的。
杨咏婕：《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研究》，吉林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第415页以下。例如，针对某些收集、储存与处理个人敏感信息或海量个人信息的网络与信息设备，可以比照网络安全法第31条的规定，要求企业等机构采取严格的安全保护义务。
为真正发挥私法在保护公民隐私权益方面的作用，国家有必要结合具体场景，将私法消费者法化。以上说明，加强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符合我国隐私权益法律保护体系的发展趋势。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在公民个体不足以对信息风险进行客观和有效判断的情况下，国家有责任为公民提供信息安全这一公共产品。
一方面，为重新激活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活力，寻求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出路，应当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消费者法的框架，在特定场景下对个体进行倾斜保护，确保具体场景中的信息流通满足消费者的合理期待。[57]国家可以要求企业出台清晰易懂的隐私政策，以便个人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它们。
戴安娜·齐默曼认为，对于普罗斯所归纳的公开个人隐私事实之诉，原告往往很难获胜。（一）美国经验 初看上去，第一个论点的确描绘了美国隐私法的历史变迁。
在欧盟法院看来，并不存在一种私法上的个人信息权。欧盟并未创设一种私法上的个人信息权或个人数据权，更没有主张公民个体可以凭借个人信息权或个人数据权对抗不特定第三人。
企业和相关机构对个人信息的合理收集与利用就会面临许多障碍，进而损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其他权益。相反，法院直接援引了《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的隐私权规定，分析了相关当事人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由于并未赋予个人以针对不特定第三人的权利，对于普通民事主体收集与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这些立法并不适用。信息的搜索主要依赖编码索引和人工查找，费时费力。
作者指出，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和学说的跟进，在私法领域内隐私权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扩充为信息隐私权、空间隐私和自我决定的隐私。[28]1973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伊朗王后案中最终确立了对个人隐私的人格权保护，法院认为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保护了个人的隐私领域，个人有权实现独处的愿望，保持自身不被外界打扰。
在此之前，信息的收集主要依赖人工，信息收集的速度较慢。例如，1973年美国医疗、教育与福利部首先推出了一份名为《记录、电脑与公民权的报告》。
洪海林：《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162页。例如，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32条规定了与风险相称的技术与组织措施：在考虑了最新水平、实施成本、处理的性质、处理的范围、处理的场景与目的之后，以及处理给自然人权利与自由带来的伤害可能性与严重性之后，控制者和处理者应当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适当技术与组织措施，以便保证和风险相称的安全水平。